我们为什么要读《孙子兵法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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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孙子兵法》作者孙武，春秋晚期齐国人，生卒年不详，曾与伍子胥一起侍奉吴王阖闾。孙武以军事见长，因此被吴王阖闾任命为将军，公元前506年率领吴军向西大破楚军，攻占楚都城郢，后来去职归隐，世人都说他著有《孙子兵法》。
《孙子兵法》一书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其书名为《吴孙子兵法》，后来又出现《孙武兵法》《孙子兵书》《孙武兵书》等多种名称，无论怎样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。传世本《孙子兵法》均有十三篇，篇目分别是《计》《作战》《谋攻》《形》《势》《虚实》《军争》《九变》《行军》《地形》《九地》《火攻》《用间》。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引刘向《七录》云《孙子兵法》有三卷，十三篇为其上卷，另有中、下两卷。这中、下两卷内容如何，现已不得而知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本《孙子兵法》（简称“汉简本”）尚有不见于传世十三篇的另外五篇佚文，分别是《吴问》《四变》《黄帝伐赤帝》《地形二》《见吴王》，其中除了《四变》《见吴王》两篇篇题为汉简本整理者所加外，其余三篇篇题均书写在各篇第一支简背面。
关于《孙子兵法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，历来争讼不断。有人认为该书是春秋晚期客居吴国的孙武撰写，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载：阖闾曰：“子（即孙武）之十三篇，吾尽观之矣。”有人认为该书是由孙武的后人孙膑整理而成；有人认为是战国初年某位山林处士所编写；还有人认为是东汉末年曹操编写而成。
现代学者提出新的看法，归纳起来就是，后世流传的《孙子兵法》并非一人所著，也并非一时而成，其成书存在一个历史过程，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。《孙子兵法》的文体单一，几乎都是孙武口头阐述的记录形式，文中每每提到孙武其人时必用尊称——“孙子”，这显然不是孙武本人所为，可见孙武本人虽然与《孙子兵法》一书存在莫大关系，但他并非该书的写定者。这种关系犹如孔子本人与《论语》的关系一样，孔子“述而不作”，他不是《论语》的作者，《论语》是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编纂整理而成，《孙子兵法》一书也当是由孙武弟子或再传弟子根据他以往的口述记录整理而成。文献虽然没有记载孙武是否收纳弟子，但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本《孙膑兵法·威王问》篇明确记载“孙子出而弟子问……”，由此推测孙武亦当收纳有弟子。
李零先生认为《孙子兵法》作为“孙子学派”军事思想的记录，其中某些内容可能在春秋末就已经产生，但是它作为一部完整的书，却是由战国时期的人整理完成。这本书的成书过程，可能与竹简本《齐孙子》所说“明之吴越，言之于齐”相合，大约从春秋末期的吴国开始。虽然书中的部分内容叙述了春秋末期史实，如《孙子兵法·虚实》篇曰“以吾度之，越人之兵虽多，亦奚益于胜哉”，但就其总体来说，却应是完成于战国时期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曰：“境内皆言兵，藏孙、吴之书者家有之。”其中，“孙”指的是孙武还是孙膑抑或二者皆指历来争议不断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，战国晚期已有存世的《孙子兵法》或《孙膑兵法》。
1972年，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简中同时发现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膑兵法》，以情理度之，《孙子兵法》的初步形成时间不应晚于《孙膑兵法》，那么《韩非子·五蠹》所言的“孙之书”至少应包括《孙子兵法》，也就是说该书的形成时间不晚于战国时期，李零先生关于该书形成时间的看法应当得到肯定。
《韩非子·五蠹》曰：“境内皆言兵，藏孙、吴之书者家有之。”以此观之，最迟在战国晚期已有《孙子兵法》古本流传，当然，这个古本现今无存，有赖于将来地下出土古文献材料的发现。迄今所见最早的《孙子兵法》古本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出土的《孙子兵法》。有一块木牍集中记录诸篇篇题，各篇正文和部分篇题抄写在竹简上，文中没有后人的注解，这个本子通常被称之为竹简本或简本、汉简本。银雀山一号汉墓简报的作者推断该墓葬的年代属于汉武帝建元元年（前140）到元狩五年（前118）之间①，那么这部书抄写完成的时间应在墓主下葬之前的数年。汉简本《孙子兵法》写成年代属于西汉早期，上距战国不远，故其一般被认为是最接近《孙子兵法》原貌的一个本子。但是，这个本子残简、佚简过多，所存文字仅二千四百余字，仅为传世本《孙子兵法》的三分之一强。更严重的是，由于残简、佚简，致使各篇多处内容不能连贯。
20世纪初，敦煌藏经洞流散出一部《孙子兵法》残本，刊于罗振玉《汉晋书影》（1918年出版）所收日本大谷光瑞藏《孙子注残纸》。这个残本的内容抄写于纸上，仅剩两个半页，书内有后人注解，但不知何人所注。罗振玉考订这个本子为晋人所写，故一般称之为敦煌晋写本。
汉简本和敦煌晋写本《孙子兵法》都属于近现代地下出土文献，与之不同的是，其他《孙子兵法》古本都属于传世文献。传世《孙子兵法》古本按内容完整程度分为两类：一类属于内容很不完整的，是作为引文出现在其他古书古注中，兹不详述；另一类属于内容比较完整、系统的，我们接下来将会着重介绍。②我们现今所见传世《孙子兵法》古本，是在雕版印刷技术成熟的背景下刊行的，刊刻年代都不早于宋代，相对于后面的元、明、清，宋代距战国时期最近，故宋本《孙子兵法》更接近这部兵书的原貌，而且宋代以后各朝刊刻的《孙子兵法》也都可以溯源到宋本。宋本《孙子兵法》分为两大系统，即《武经七书》系统和“十一家注”系统。
宋神宗元丰三年（1080），诏令国子监司业朱服、武学博士何去非校订《孙子兵法》《吴子兵法》《六韬》《司马法》《三略》《尉缭子》《李卫公问对》七部兵书，到元丰六年（1083）正式雕版刊行，称之为《武经七书》。武经本《孙子兵法》只采用曹操的注解，可见这个本子所依据的底本极可能是曹注本《孙子兵法》，后者原名为《孙子略解》，宋代刊行时更名为《魏武帝注孙子》。《武经七书》系统有两种版本，《魏武帝注孙子》是其中之一，孙星衍《平津馆丛书》（刻于1800年）曾据南宋孝宗刊本《魏武帝注孙子》影刻刊行，而南宋原本现今下落不明。另一种版本是南宋光宗年间刊行《武经七书》中的《孙子兵法》，张元济等主编的《续古逸丛书》曾据这个本子影印刊行（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），南宋原刊本原藏晚清湖州陆心源皕宋楼，后来流入日本，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。
“十一家注”系统现存一种版本，即南宋宁宗刊本《十一家注孙子》，原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，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先后分别据原本影印出版。在注解方式上，《武经七书》系统属于曹操一家的单注，而《十一家注孙子》汇集了十一家注解内容，这十一家分别是曹操、梁孟氏、李筌、杜佑、杜牧、陈皞、贾林、梅尧臣、王皙、何延锡、张预。
宋代以后的《孙子兵法》版本价值一般不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清代孙星衍以刻于明神宗万历年间的华阴《道藏·孙子》为底本，参考《北堂书钞》《通典》《太平御览》等书校订而成《孙子十家注》，校订了原本正文的不少错误，又对“十一家注”编排的时代错乱现象做了订正。孙校本在宋本《十一家注孙子》重新发现之前，影响比较大。我们注译《孙子兵法》，自然是选择版本价值较高的宋本为底本，宋本之中再选择评价普遍较好的《十一家注孙子》为底本。
《孙子兵法》一书形成后，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人作注解，汉简本《孙子兵法》即如此。不过，随着时间推移，社会语言逐渐变化，《孙子兵法》一书文义对于时人逐渐变得隐晦难懂，于是有人开始对该书原文进行注解。已知最早对《孙子兵法》一书进行注解的是东汉末年的曹操，见于其所著《孙子略解》，自此以后，这部兵书地位日尊，注家辈出。魏晋时期，有王凌、张子尚、沈友诸家，其中，张子尚注称作《孙武兵经》，是《孙子》一书被尊称为“兵经”之始。南北朝时期，较著名的注家有萧梁孟氏。唐代较著名的注家有李筌、杜牧、陈皞、贾林等。宋代较著名的注家有梅尧臣、王皙、何延锡、张预等。当时，各家可能都有单注本流传于世，不过这些单注本后来均亡佚，各家注解幸赖集注本得以流传。
集注本出现时间也较早，据清代毕以珣考证，晋代已有曹操、王凌集解《孙子兵法》一卷。宋代的集注本较多，有曹操、萧吉合注的《曹萧注》一卷，曹操、杜牧合注的《曹杜注孙子》一卷，曹操、杜牧、陈皞、贾林、梁孟氏合注的《五家注孙子》三卷，吉天保辑《十家孙子会注》十五卷。以上几种集注本皆已亡佚，现存唯一的一部集注本是宋本《十一家注孙子》，此书的明代重刊本又称《孙子注解》或《孙子集注》。十一家之中，杜佑作《通典》而引《孙子兵法》内容并加以训释，故历来有学者认为杜氏所作不是注解，把他剔除后就成为“十家”。《十一家注孙子》的辑者不知为何人，这个集注本与《宋史·艺文志》所录的《十家孙子会注》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。
以上讲的是宋朝及其之前比较著名的注家。明代比较著名的有李贽《孙子参同》、刘寅《孙子直解》、赵本学《孙子书校解引类》等。清代比较著名的有朱墉《孙子汇解》、顾福棠《孙子集解》等。他们不仅注重字词训释，也注意理论阐发。民国时期，比较著名的注家及其著作有钱基博《孙子章句训义》、陈启天《孙子兵法校释》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比较著名的注家及其著作有杨丙安《孙子会笺》、吴九龙主编《孙子校释》、李零《吴孙子发微》等。汉简本《孙子兵法》出土后，整理小组也对它进行了训释（见《银雀山汉墓竹简（壹）·孙子兵法》）。
《孙子兵法》短短六千余言，内容博大精深，作者将战争实践经验高度概括，升华为一套不仅可以指导战争，也可以指导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的高超的思想理论。因此，该书不仅是中国古典军事思想文化遗产的瑰宝，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《孙子兵法》的意义与价值很大，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它作为一部兵书所体现的军事价值；一类是它作为一部思想理论度较高的著作，能够指导除了战争以外的其他社会实践活动，如政府管理、社团管理、经营管理等。
《孙子兵法》首先作为一部兵书，军事理论思想才是其全书的精髓，古往今来对该书评价很高，唐太宗李世民曾说：“观诸兵书，无出孙武，孙武十三篇，无出虚实。”从黄朴民先生的研究来看，就军事层面而论，这部书包含了四个层次的内容：战争观念、战略思想、战术思想、治军思想。
战争观念方面，《孙子兵法》提出了以“慎战”“备战”为核心内涵的“安国全军之道”，反对在战争问题上轻举妄动、穷兵黩武，强调“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”。要做到“非利不动，非得不用，非危不战”，“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”。因此，战略上要谋定而后动。另一方面，该书也强调加强备战、未雨绸缪，做到有备无患。
战略思想方面，《孙子兵法》首先强调兵之用与不用，须计定而后动。对作战过程，该书提出“兵贵胜，不贵久”的速战速决思想。对战胜的方式，该书提出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全胜思想，即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军事、政治成果，其实现过程中，推崇“伐谋”“伐交”，尽量减少流血牺牲。是否与敌开战，该书重视敌、我之间的客观实力对比，提倡“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”，要想战胜敌军，首先要做到自身综合实力强大，反对以卵击石的愚蠢之举。战术思想方面，《孙子兵法》在其《势》《虚实》《军争》《九变》《行军》《九地》《火攻》《用间》等篇都有较多的阐述，总体上强调知己知彼、善用间谍，带兵将领须具备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和懂得应变的能力，能够充分利用士兵在不同环境中的心理变化，因形求势，击败敌人。战场上击败敌人，其精髓在于“避敌之实，击敌之虚”，所以唐太宗说：“孙武十三篇，无出虚实。”
治军思想方面，《孙子兵法》治军的核心思想是“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”，强调赏罚并用、恩威并行、令行禁止，赢得军心，调动各级将官和士兵的积极性，让他们能够团结一心，确保军队的战斗力发挥到最大。将领对军队存亡起着关键作用，该书指出为将者自身性情有“五危”，都是“用兵之灾”。
《孙子兵法》各方面的军事思想在当今军事环境中仍有巨大的指导价值和意义，所以这是它备受推崇的原因。在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方面，《孙子兵法》也体现出了很强的理论指导性，国内外许多人都有不同的应用心得，对此我们不作详述。
03
为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 《孙子兵法》 所包含的军事思想，本书还收录了《孙膑兵法》。
孙膑，据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记载，其人生于阿、鄄之间（今山东鄄城县北），是孙武的后裔子孙，曾与庞涓一起学习兵法，后来被庞涓骗到魏国并遭其陷害，孙膑被施以酷刑，挖掉了膝盖骨。之后，孙膑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下秘密回到齐国，由齐将田忌推荐给齐威王。齐威王向孙膑询问兵法，孙膑陈述了他的富国强兵、用兵决胜等建议，齐威王“遂以为师”。孙膑传有兵法，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曰：“孙膑以此名显天下，世传其兵法。”这部兵书也应当是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编辑整理而成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有《齐孙子》（即《孙膑兵法》）八十九篇，并将它与《吴孙子》（即《孙子兵法》）相提并论。但是，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以下再也不见有关《齐孙子》的记载，只是在一些古籍中仍保存了部分《孙膑兵法》佚文。许多学者认为，此书大约在东汉末期亡佚失传。
过去，虽然《孙膑兵法》一书长期失传，但其创作者孙膑这个人名却频频出现在先秦典籍中。另一方面，《孙子兵法》虽然流传不断，但其创作者孙武这个人名却未出现于先秦典籍中，先秦典籍中虽然出现“孙子”，但逻辑上不能确指为孙武。因此，长期以来不断有学者怀疑《孙膑兵法》和《孙子兵法》乃同一部著作，历史上也不存在孙武其人。1972年，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所出土简牍文献中，除了有前文已提及的《孙子兵法》外，还有《孙膑兵法》，让人们在时隔两千多年后再次见到《孙膑兵法》的汉代版本。汉简本《孙膑兵法》重出后，春秋时期孙武的存在及其与《孙子兵法》的关系也得以正名。
汉简本《孙膑兵法》经过前后两次系统整理出版，第一次是1975年，由文物出版社分别出版经过整理和注释的简注平装本《银雀山汉墓竹简：孙子兵法》、线装大字本《银雀山汉墓竹简（壹）·孙膑兵法》，这两个版本所收的篇目和内容相同，分为上、下两编，每编各收十五篇。第二次是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经过修订的八开精装本《银雀山汉墓竹简（壹）·孙膑兵法》，这个版本共收入十六篇，包含1975年版上编全部篇目，另外再加入一篇《五教法》，总的篇目依次是《禽庞涓》《见威王》《威王问》《陈忌问垒》《篡卒》《月战》《八陈》《地葆》《势备》《兵情》《行篡》《杀士》《延气》《官一》《五教法》《强兵》。据整理者所言，银雀山汉简中还有其他个别篇目也可能属于《孙膑兵法》内容，但证据不够充分，故未收录。1985年版《孙膑兵法》代表了当时整理者对汉简本《孙膑兵法》篇目、简序排列与缀合、训释的最高水平，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次注译所选择的底本。
《孙膑兵法》问世以后，随即在当时社会广为流传，该书在军事、政治领域影响都比较大。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曰：“老聃贵柔，孔子贵仁，墨翟贵廉，关尹贵清，子列子贵虚……阳生贵己，孙膑贵势。”该书把孙膑同老子、孔子、墨子、关尹等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相提并论，可以看出孙膑及其学说的地位和在当时的影响。在两汉魏晋时期，《孙膑兵法》一书影响仍然很大，受到许多兵家学者的重视，其内容也多次被人征引，如曹操在注《孙子·九地》“陷之死地然后生”就引孙膑曰：“兵恐不投之死地也。”其内容应来自《孙膑兵法》。但是，《孙膑兵法》长期失传，而汉简本《孙膑兵法》重出时间也不过短短四十多年，相对于《孙子兵法》两千多年不间断地流传和历代人们对其诠释、运用、发挥，前者除了它本身的史学、文献价值外，其他方面如军事、经济、哲学等方面的价值还有待人们去深入开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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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《孙子兵法》与《孙膑兵法》的内容关系和比较，我们认为《孙子兵法》是一部在战略、战术、治军等认识方面都高度凝练和理论化的兵学著作，其应用范围很广，远远不限于军事领域。单就军事领域而言，在历史长河的各个时期，它都能发挥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。《孙膑兵法》所反映的军事思想大部分都来源于《孙子兵法》，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，前者对军事阐述得比较具体，理论程度普遍不高，如《禽庞涓》，几乎就是在叙述史事，没有作理论总结。因此，有学者认为《孙膑兵法》的根本价值在于诠释《孙子兵法》，这种说法似乎并不为过。正是由于《孙膑兵法》在内容和思想上是对《孙子兵法》的继承和延伸，理论化程度又并不太高，其应用范围远远不如《孙子兵法》，这可能成为它失传的原因之一。
本次整理，为方便读者阅读，对于残破过于严重的篇章不予收录。
注
解
①山东省博物馆、临沂文物组：《山东临沂西汉墓发信<孙子兵法>和<孙膑兵法>等竹简的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74年第二期。
②后文所言传世《孙子兵法》，若未经特别说明均指这类比较完整的传世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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